联想和华为的1994年：彻底分道扬镳

日期： 2019-08-27

1994年12月17日，香港红磡体育馆的万余名观众，在一片迷离的灯光中目睹了中国摇滚乐的历史巅峰：由窦唯张楚何勇唐朝领衔的《摇滚中国乐势力》演唱会。在台上，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声嘶力竭唱到：“请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，保佑工人另有农民、小资产阶级、女人和民警，升官的升官，离婚的离婚…请上苍来保佑这些…开始感受到撑的人民吧……”

摇滚歌曲里的中国纷歧定真实。1994年，革新开放虽然取得了些许结果，但“感受到撑”的群众究竟只是少数。不过在担纲市场经济主力的中国企业界，不少建立于1980年代的公司，已经走过了筚路蓝缕的求温饱阶段，有些甚至利润有点儿撑，这些企业大都开始盘算下一步的生长路线。

在这里面，两家公司的选择最具代表意义，一家是联想，一家是华为，它们在1994年之后彻底走向两条差别的路。

联想和华为，一家降生于政治和科教资源极为富厚的北京，一家降生于市场化经济潮头的深圳，在二十多年后均生长为全球500强企业。在1994年，这两家经营领域差别的公司，在业务上有了第一次相交和重叠�；蛘呖梢运担浩涫笔杖搿⒗蟆⑸圃陡哂诨牧�，首次攻进了华为的要地：电信设备市场。

1994年，“北联想”和“南华为”划分经过两年时间的研发，推出了各自品牌的程控电话交换机，并先后“开局”（行业术语，指在某一电信局装置调试设备，并顺利运行提供电信效劳）乐成，盈利颇丰。摆在联想和华为面前是一个渗透率仅有3.2%、增长迅速的电话市场，以及巨大的国产替代空间。

但今后吊诡的是，联想在这个需要连续研发投入的领域高开低走，做了没几年便迅速撤离，在“贸工技”的门路上越走越远，并在之后成为全球第一的PC机厂商；而华为沿着电信这条路继续硬着头皮干了下去，啃完固话啃移动，啃完海内啃外洋，在一次次硬仗中淬炼出战无不堪的步队。2012年，在电信设备领域已经把持天下的华为，开始将资源倾斜到之前没有重视的手机业务，首次攻进了联想的要地：消费电子市场。在这一年，联想的手机业务高居海内市场第二名，份额高达13.1%。五年后的2017年，华为已经稳坐海内手机市场份额第一，而联想手机的份额降低到缺乏1%，排名更是滑落至第10名。

在2016年，华为更是将战火烧到了联想的焦点势力规模：条记本电脑领域。

1994年的程控交换机领域，联想主攻，华为主守，彼时联想的收入接近华为的6倍；2012年的智能手机领域，华为主攻，联想主守，此时两者的收入接近齐平，但华为的利润已经是联想的4倍之多；而到了2017年，这一差别更是扩大到了接近14倍。

草蛇灰线，伏脉千里，一切分野于1994年。

1984年，联想在北京中科院盘算所的一间转达室里建立；三年之后的1987年，华为在深圳南油新村的一所破旧民房里建立。

两家公司降生的时间相隔不久，但配景却大相径庭：前者脱胎于拥有顶级科研资源的中科院盘算所，高工教授人才济济；后者仅是一个从事贸易业务的普通民企，险些没有任何技术基因。

44岁的任正非在创业之前，是国企南油集团的一名中层干部，创业时面临的首要问题，就是公司做什么业务才赚钱，甚至研究过减肥药、墓碑等生意。1988年，一个偶然的时机，任正非经辽宁省农话处的一位处长介绍，开始署理香港鸿年公司的电话交换机产品，今后踏入了电信行业。

90年代以前，电话在中国照旧个稀罕玩意，装电话通常需要送礼托关系。为解决电信短板，中国在革新开放后大宗引进了外洋的电话交换机设备，电信设备市场基本被来自7个国家的8种制式设备朋分，号称“七国八制”�；涫泵蛔矢袷鹄碚庑┐笃放�，只能凭借香港鸿年公司的HAX交换机，占领一些农村空隙市场。

通过贸易署理积攒下第一桶金之后，任正非开始琢磨研发自己的技术和产品。1990年，华为用“借鉴和模仿”的手段，研制出偏低端的BH03交换机，获得用户认可；1991年，华为再接再厉，由结业于华中理工的“天才”郑宝用牵头，研制出能够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，大获乐成。1992年，凭借这两款产品，华为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。1亿元对华为来说是天文数字，春联想来说却仅是个零头。1992年，联想凭借汉卡和微机等产品，收入已经抵达了17.67亿，足足是华为的17倍。

1993年初，任正非在年终总结会上，流泪满面地来了一句：“我们活下来了。”然后就站在台上不绝哽咽抹泪，关于一家“二道市井”起家的民营小公司，这个结果已属不易。但华为其时研制出来的产品，只能在种种事业、企业内部使用，还无法打入各地电信局跟“七国八制”的产品竞争，而电信局的订单规模和利润是企事业单位的几十倍。

因此，擦干眼泪的任正非决心孤注一掷，把来的利润全部赚投入到局用交换机的研发中。

那会儿的局用交换机市场，基本上被爱立信、AT&T、NEC等跨国巨头占据，到了1993年，中国有凌驾100亿的真金白银流入了上述外企腰包，甚至有人喊出“中国人造不出大容量的程控交换机”的言论。1991年，38岁的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邬江兴，主持研发出了HJD04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，一举突破了外企的垄断，这给了华为极大的勉励和信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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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JD04万门数字交换机，1992年

这个利润丰富的市场，也吸引到了联想技术灵魂人物倪光南的目光。其时倪光南主导的联想汉卡产品开始式微，急需结构新的产品赛道。1992年2月，在联想年度事情集会上，倪光南在会上提出建立局用程控交换机项目、进军电信市场的提议，获得了其时尚未撕裂的联想治理层的支持。

1992年，联想和华为的局用程控电话交换机险些同时立项。毛选里有句话，叫做“路线确定之后，干部就是决定因素。”因此，谁来主持啃这个硬骨头，就成了胜负要害。

联想方面派出的上将是倪光南的博士生，结业于清华大学盘算机系的罗争；华为方面派出的上将是郑宝用的师弟，结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光电系，日后成为传奇人物的李一男。

1992年的深圳，是一片不折不扣的热土。这一年的8月，深交所果真发放新股认购证，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深圳在两天内涌入150万人，湿润的空气里充满着争相兴旺的炙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华为搬到了离市区1个小时车程的南山区深意工业大厦，租了两层办公室，集办公食堂宿舍等功效为一体。几十位工程师在任正非的领导下，开始没日没夜地搞起研发。

华为在1992年，先上马了一个JK1000局用机项目。但由于对技术路线判断失误，产品刚问世就面临淘汰。另外，由于华为缺乏质控经验，JK1000防雷效果差，设备经常起火，因此一共只卖出200多套。这个失败的项目很快就耗干了华为辛苦攒下的家底，任正非不得不四处借钱，孤注一掷地将宝押在了“C&C08”数字交换机项目上。

在发动大会上，任正非站在5楼集会室，跟全体干部说：“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，我就从楼上跳下去，你们还可以另谋出路。”

担纲攻坚任务的，是华为的总工程师郑宝用以及他的师弟李一男。1992年，华为开始大宗规模招兵买马开发C&C08 2000门交换机，总计投入了300多名研发人员，并细分成50多个小组，每个小组责任到人。郑宝用在统筹全局的同时，派李一男开始对C&C08 10000门交换机（一台机械能容纳10000名用户，俗称“万门机”）进行预研和热身。

于此同时，在1992年的北京中关村，联想也凭据倪光南的思路，组建了单独的数字电话交换机部分，由倪光南的在读博士生罗争来卖力。罗争是贵州人，清华本科结业后，在中科院盘算所读硕士，硕士结业后投入倪光南麾下攻读博士，在联想研发部历练已久，软件硬件兼长。

联想的数字交换机项目相比华为来说，起点高的多。首先，1992年的联想已经是一家关于年收入已经高达17个亿的巨无霸，远胜于资金捉襟见肘的华为；其次，联想的交换机充分依托联想在PC机上的技术积累，大宗使用成熟技术和�？�，规避了许多弯路，有效地缩短了开发周期。

一南一北的两家企业险些同时起步，开始赛跑。1993年10月，华为的C&C08 2000门交换机率先在浙江义乌开局，但首批产品极不稳定，断线、死机、阻塞，问题层出不穷。为此，任正非派了几十位工程师现场驻扎，在这个叫做“佛堂”的电信局里，郑宝用亲自督战，拼命的华为员工废寝忘食调试设备，甚至晚上直接睡地板，花了2个月才将故障全部消除。

起点高的联想也绝不示弱。在2个月后的1994年元旦，联想的第一台交换机LEX 5000也在河北廊坊顺利开局，容纳用户数量是华为C&C08 2000的2.5倍。其时时任联想副总裁的胡靖宇和倪光南一道，亲自赶赴廊坊加入开局仪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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廊坊开局签约仪式，1993年12月28日

依托中科院强大的资源，联想的交换机产品很快就取得了高层的关注。1994年11月15日，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和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视察了联想集团，罗争亲自给领导演示和讲解交换机。第二年，LEX 5000卖进了中国顶级的单位：中南海里的中办和国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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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家华，胡启立，联想集团，1994年

右起第一人为LEX 5000项目卖力人罗争

联想一个部分做出来的产品，并不逊色于华为一整个公司做出来产品，甚至在知名度和声势上更胜一筹。凭借中科院响当当的牌子和强大的上层关系，罗争等人已经看到了摆在案板上的蛋糕。

华为在浙江义乌开局，联想在河北廊坊开局，标准着两支同时起步的团队顺利地“井冈山会师”。这一南一北的两支步队，都在摩拳擦掌，准备冲进这个利润丰富的市场，大干一场。

但今后的联想和华为，却像两辆停在火趁魅站的列车，脚下的轨道早已被提前设计好，拉响汽笛后，它们驶向了完全两个差别的偏向。

在C&C08项目最困难时，功效不畅，故障频出，华为的工程师整天愁云昏暗。任正非每天都去员工宿舍给工程师打气。某一天，他激情澎湃地说：“十年后，华为要和AT&T、阿尔卡特三足鼎峙，华为要占据三分之一的天下！”在场的工程师哄然大笑，心想老板真能吹。

多年后，柳传志在接受《中国企业家》采访时讲道：“我和任正非性格差别”，在技术攻坚中“他敢往上走”，而自己不可。但性格恐怕并不可来解释一切。

在C&C08 2000门交换机磕绊开局后，华为继续向下一个项目冲锋：C&C08 万门机项目。在这个项目中25岁的李一男获得了公司大力支持，纵然中间因为技术计划失误而造成20多万损失，公司也丝毫没有责备。而此时的罗争和他的程控交换机事业部，却陷入了联想“路线斗争”的漩涡当中。

1994年，顺利开局的罗争准备加大投入。由于电信行业的回款周期长，扩大市场就需要流动资金，因此罗争的部分向公司申请贷款支持。但尽管他们需要的贷款只有杨元庆领导的微机部的5%，但柳传志就是不批。董事长曾茂朝、总工倪光南、副总胡靖宇等多次联名请求，柳传志也绝不松口。

直接要支持不可，倪光南只好曲线救国，建议把罗争的部分改组成子公司，联想占股51%，员工持股49%，独立运作自己去争取贷款，不再依靠联想。这个提案受到了程控部员工的热烈接待，他们看到了产品的巨大市场前景，决定自筹200多万资金，脱离联想自谋生路。

柳传志先是在1994年11月批准了这个计划，但在筹资的要害时刻，他打电话给罗争：“你们集资的事不要做了，这事我另有考虑。”一句话，程控部独立运作成子公司的计划也流产了。

这一系列事件的大配景，是1994年开始愈演愈烈的“柳倪之争”：柳传志坚持“贸工技”路线，倪光南坚持“技工贸”路线，昔日亲密的相助同伴翻出历史旧账，开始相互捅刀子。作为倪光南亲自帮助的“明日系”，罗争和程控部的遭遇不难理解。

在罗争得不到联想支持的同时，李一男领导的C&C08万门机项目组却在任正非的支持下势如破竹。这个项目组集合了公司里的精兵强将，厥后被称之为华为的“黄埔军校”，从项目组中爆发了华为3个常务副总裁，3任中央研究部总裁，一个高级副总裁和一个执行副总裁。

1994年8月，C&C08万门机在江苏邳州开局，经过两个月的上线调试，最终大获乐成，随后跟C&C08 2000门交换机一起横扫中国电信市场，94年销售抵达8亿，95年销售抵达15亿，今后每年翻倍增长，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。外人很难想象，这个产品是由平均年龄只有25岁的团队做出来的。

多年后，倪光南复盘华为和联想的交换机项目，总结道：1994年左右，我们进入通讯领域时，品牌、资金和技术等各方面条件比华为优越多了。第二台程控交换机卖出去后，就把开发用度赚回来了。但因为我下台了，联想就不支持了。我一个人的下台倒罢了，但和我关系密切的一大批科技人员，也因受到压力纷纷离去。

倪光南所说的“下台”，指的是在1995年6月30日，联想集团董事会召集公司200名干部开大会，宣布免去倪光南在联想的一切职务。受“柳倪之争”的影响，尽管罗争的程控部在1995年已经成为联想集团的第二大部分，仅次于杨元庆的微机部，但照旧随着倪光南的“出局”而逐渐式微。罗争也在1996年离开了联想，在他之后，程控部的主干纷纷出走，联想的程控交换机被彻底埋进了历史的故纸堆。

没有了倪光南的联想，彻底转向“贸工技”之路。1995年，柳传志正式提出了"贸工技"的说法。1998年，柳传志在《盘算机世界》上宣布名为"贸工技三级跳"的文章，将"贸工技"被提至联想的战略高度。在今后的许多年里，他们的研发投入总和，缺乏华为的十分之一。

关于当年这场互撕的研究资料许多，本文在此不再赘述。稍微多讲一句：因“柳倪之争”而折戟的除了程控电话交换机之外，另有一批重大科技项目下马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即是联海ASIC设计中心项目，在即将签约时，柳传志用“目前没有掌握”为理由，将这个项目予以反对。

1995年3月，华为建立“中央研究部”；同年6月，联想宣布永久破除“总工程师”一职。两家公司自此彻底分道扬镳。

许多年前，前阿里巴巴照料长，现任湖畔大学教育长的曾鸣，问过柳传志这样一个问题：“未来联想是想做大，照旧想做强？”柳传志犹豫了一会，回覆道：“那照旧做大吧。”

在柳传志和杨元庆的掌舵下，联想简直越做越大。在1994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华为虽然坚持极高的增长速度，但在收入规模上始终没能追上频繁并购的联想，一直到2008年，华为才彻底在营收上压倒联想，并将优势坚持至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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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“做大”为联想和柳传志自己赢来了无数赞誉，直到2018年的贸易战中，人们才骤然发明：“做大”要害时刻基础不中用，“做强”才华掌握工业命脉和国家基础。

联想为何没能做强，其基础在于踏空了中国的工程师红利。革新开放以来的中国企业，大致上可以踏上三类红利：

1. 海内市场需求红利

2. 中低端劳动力红利

3. 工程师和人才红利

联想和华为作为高附加值的科技企业，跟中低端劳动力红利没有太大关系，但它们的崛起都受益于海内市场需求红利。在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，华为凭借对研发的猖獗投入，将工程师和人才红利充分利用，而联想却因为坚持“贸工技”的门路，没能利用中国的廉价工程师资源，为自己建立起技术的护城河。事实上，华为是中国工程师和人才红利的最大受益企业之一。

早在1993年，任正非就拼着借高利贷，也要给工程师发人为。1999年，任正非去华为北研所视察，问时任所长刘平：“你这里怎么才这么一点人呀，不是叫你多招吗？”刘平解释说畏惧人多了没事儿干。任正非生气地说：“我叫你招你就招。没事做，招人来洗沙子也可以。”

在房价飞涨的今天，为了能够继续享受到人才红利，华为从2008年开始就将研发中心从一线都会疏散到二线都会，甚至顶住深圳市政府的压力，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宗迁移到毗邻的东莞松山湖，后者房价只有深圳的五分之一。这样才华让员工挣脱房价的重压和焦虑，定心地为华为贡献青春。

而联想这么多年，仅有2%的研发投入（华为恒久在10%~15%左右），仅能维持古板PC业务的升级换代，在芯片、硬盘、面板等相关领域均是一片空白。从1994年至今，联想背靠的中科院、毗邻的清华北大、四周的北邮北航北理工等高校的青年俊才如过江之鲫，但联想却从未像华为那样充分利用。

但倒回到1994年，这一切都没那么庞大，是否支持眼前的这帮年轻工程师去搞研发，实质上就是一个“中国人究竟行不可”的问题。

联想和华为分道扬镳的1994年，大洋彼岸的美国上映了一部影戏，The Shawshank Redemption，中文名字叫做《肖申克的救赎》。

在影戏中，主人公安迪身陷监狱，他用一把小小的鹤嘴锄，花了20年时间，在监狱的厚墙上凿开了一条隧道。在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，安迪钻过这条隧道，用石块砸开下水管道，匍匐爬过了恶臭和令人作呕的500码，奔向了自由。

在滂沱的大雨中，他张开双臂，迎接着毅力和耐心给他的奖赏，这一幕令无数人动容。

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安迪，能够有耐心花20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情；事实上，绝大大都人都不会像安迪那样，就像绝大大都企业都不会像华为那样，不投机，不急躁，不冒进，不懈怠，耐心地用几十年的连续投入，换来了今天纵横全球的科技帝国。

吃瓜群众们春联想也不必过于苛责，究竟跟华为比，没几个企业可以不被碾压成渣。

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华为的泛起是民族之幸，它让我们在回覆“中国人究竟行不可”这个问题时，有了更多的底气和信心，这就是民族的脊梁。

文章来源于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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