任正非最新采访：我不是乔布斯，我只是提桶“浆糊”把18万员工粘起来斗争

日期： 2019-09-2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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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23日，华为内部网站上宣布了任正非在5月份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的纪录片采访纪要。

在采访中，记者说任正非被视为中国的乔布斯，任总体现自己“没有他那么伟大”，不可叫乔布斯，只是提了一桶“浆糊”把十八万员工粘起来一起斗争。

任正非还坦言：“如果其时政府给我一个小官，也许我就不会创业了，走政界的路，最终做到一个处长就退休回家垂纶。”

我印象最深的一句，是任总说：“你们看，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，我都没什么事干，一切都在制度中。这就是向英国和德国学习，以制度文明来治理公司，而不是以人独裁的方法来治理公司。”

以下是采访纪要全文：

任总接受德国电视一台纪录片采访纪要

1、记者：任先生，您被视为中国的乔布斯，华为在中国被视为一个伟大的企业，怎么做到的？

任正非：第一，我不是乔布斯，因为乔布斯对人类孝敬很是大，他创立了移动互联网，并且他在哲学上追求完美。我没有特别精湛的技术，只是提了一桶“浆糊”把十八万员工粘起来一起斗争，他们斗争出来的结果就扣在了我头上。我在哲学上信奉灰度，信奉妥协，“白”与“黑”之间有一个妥协是灰度。

乔布斯是追求极致的，我们两个性格上许多纷歧样。我没有他那么伟大，所以不可叫乔布斯，这不是谦虚，是真心不认为自己伟大。

记者：我们照旧可以得出结论，华为是一个全球性的巨人，华为生产设备成为互联网的主干？

任董：是的。

2、记者：您是1944年出生，7个兄弟姐妹中最年长，出生在中国南方一个贫困的省份，其时您的怙恃做什么的？

任正非：他们都是乡村教师，在贵州一个偏远贫困的少数民族山区任教。我母亲是小学校长，父亲是中学校长。

3、记者：您生长的年代其时很是困难，50年代末期中国经历了大饥荒、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，那时您有哪些影象？对您爆发了哪些影响？

任正非：我从小到大，最大的影象就是吃不饱，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我最大的梦想是想吃一个馒头。晚上睡觉做梦想是不是有个馒头吃，并不是追求好勤学习，将来有什么生长时机。我从小到大不知道零花钱为何物。在高三时，母亲终于和我谈话，允许每天给我5分钱的零花钱，我觉得好自由。

4、记者：或许二十年前左右，您写了一篇介绍您怙恃的文章，我们看了文章,里面很是重要的一个词是“饥饿”。

任正非：1959年-1962年左右主要是“饥饿”，中国经济1963年-1964年开始恢复，“饥饿”已经不是主要名词。中国经济恢复以后，政治上开始往左的偏向转移，开始四清运动、文化大革命。文化大革命的主题跟我个人思想不吻合，我是一心一意钻研技术的人，一点都不懂政治，突然社会政治狂热起来了，我完全无所适从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文化革命中，我也想跟各人一起上街去闹闹，去游行示威。可是我父亲作为走资派被打倒，被关在牛棚，那时中国把不是监狱的禁闭方法叫关牛鬼蛇神，把这种屋子简称为牛棚。所以，我就没有时机加入那些运动。

2001年写《我的父亲母亲》这篇文章时，突然回忆起来才发明，这么一个那么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、亿万红卫兵运动，我居然不是红卫兵。为什么没有加入红卫兵？一方面是大的组织不要我加入，因为我家庭身世不敷好。小的组织我也不肯意去，就游离在外面。

记者：为什么其时红卫兵选择斗争您的家庭呢？

任正非：因为我父亲是师范专科学校的校长，文化革命是从学校校长、老师开始的。我父亲虽然是党内高级知识分子，但政治身份和工农干部纷歧样，工农干部很纯洁，他们从山沟沟里走出来，没有接触过社会，历史很是清白。高级知识分子从旧社会走过来，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们是优先挑出来被打倒的工具。

5、记者：您大学时候学的建筑工程，怎么参军了呢？

任正非：因为周恩来总理引进了法国德布尼斯·斯贝西姆公司的化纤设备，要调许多地方步队建设这个工厂，可是地方步队因为文化革命完全杂乱了，建设化纤厂的地方生活又很是艰苦，都不肯意去。周恩来只好调军队去建这个厂，但军队没技术力量，地方上也没有哪个单位愿意出工程师给军队，军队就把我们这些懂一点技术的“半坛子水”学生重用了。就这样，我有幸走入了现代化工程，有幸走入了军队。

6、记者：1976年时，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了，那个时间您在做什么？

任正非：1976年，毛主席去世时，我还在建设辽阳化纤总厂，这个工厂刚刚启动没有多长时间。

7、记者：那时您入不了党，其时党员要求很是高，而您因为父亲配景的原因，一直到1978年才入党？

任正非：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后，华国锋主席破坏了四人帮，中国的政治历史爆发了翻天覆地的变革。这个变革历程中，国家开始强调生长科技，强调人的劳动孝敬。

因为我在辽阳化纤厂建设中有发明，用数学要领推导了一个仪器，这个仪器其时中国没有，外洋的也纷歧样。于是这个小发明在其时历史时期被夸成大发明，国家就让我加入全国科学大会。

大会期间，别人在开党员集会选举代表团党委，我在花园里散步，组织机构看见了就批评我怎么不加入党员集会。我说：“我不是党员”，把对方吓一跳。在那个时代，不是党员，连伙食班班长都不可当；国家这么重要的会，不是党员怎么能加入呢？他们并不认为我缺乏格，不然不会穿过重重屏障加入国家集会。于是他们就给我们军种司令员打了电话。

所以，我从全国科学大会回去以后，步队讨论我入党的问题。那时候，我父亲的地方检举质料有很厚的一摞，步队认为比及地方做出结论以后再批准我入党太慢了，步队自己组织重新视察一遍我父亲的历史，然后跟我谈话，告诉我：“你父亲哪几点有问题，哪些没有问题，记着以后档案中只有哪几点有问题。”那次对我们家历史终于搞清楚了，没有多大问题。重新再讨论我入党问题的时候，在支部层面照旧有阻力的，那时思想很古板，可是上级要求我入党，就入党了。

入党前，兵部指派一个记者叫许国泰来考察我。他视察完后给我们师政委汇报说，在视察我的时候，叫我跟他出去散步，我说先换个衣服。他随着到了我的卧室，我在床下找袜子，闻闻哪个衣服袜子不臭就穿哪个，男孩都比较懒，换了衣服袜子就扔在地上。他看见我这么尽心地钻研技术，告诉师政委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，师政委也说愿意做介绍人，这样就突破了支部压力的屏障。三十多年以后，我再次遇到许国泰，他才告诉我当年代表中央去视察我个人历史和体现时的情况，不然我不知道这个秘密。就这样，我才突破屏障，加入了共产党，走进时代的潮流。

8、记者：1978年12月，邓小平开启了中国的革新开放，接下来四十年，中国经历了一系列的革新和经济生长，这对您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
任正非：首先，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，我们听了许多前辈做报告，包括陈景润。其时我们听得泪流满面，太感伤了，国家终于认可我们是这个国家的“儿子”，邓小平讲话中说我们是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”，全场欢声雷动，我们是工人阶级了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，很兴奋。邓小平提出要“五天事情，一天政治学习”，以前政治学习太多了，政治学习要减少一些，我们也很是兴奋。

1978年12月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国家决定要开放革新。其实其时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并不深，不知道这是划时代的革新。只是觉得声音和以前纷歧样了，我们有一种兴奋感，国家要搞建设了，我们能够使劲好好干活了。以前需要“又红又专”，我是不敷红的。

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理解，其时我们年轻、对政治不敏感，随着国家一天天变革，才知道一个理论、一个社会结构的变革，对这个国家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。我们其时真的不睬解 “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扇扇翅膀，就会让德克萨斯下大雨”，仅仅只是感受中国要变了。

9、记者：随着中国的革新和大裁军的决策，您也转业了？

任正非：中国1978-1982年之间，很重要的事情是“拨乱横竖”，让已往杂乱的局面逐渐稳定下来。稳定下来以后，邓小平要大裁军，其实从中央到地方，并不睬解邓小平为什么要裁军。

78年我听过罗瑞卿的报告，他去世前三个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做报告说，“我们迎来了难得的十几年宁静时间”，他认为，未来十几年不会兵戈，应该抓经济建设。他检讨了65年把中国国防科研体系拆成二机部、三机部、四机部……七机部，其实削弱了国家力量，可是很快他就下台了，无法纠正了。十年以后，他重新恢复事情，检讨了他在文革前的过失，认为现在走向宁静建设了，军队生长要停下来。但我们并不睬解这些话的寄义。

十二大的时候，国家决定要裁掉一大部分步队，主要是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，其时我们被认为是“杂牌步队”，先裁杂牌步队，保存正规军，一下就把我们裁掉了。裁完之后，财务报表显示军费还增加了，裁掉的这两个步队是赚钱的。厥后继续裁百万野战军，军队从五百万、四百万、三百万……一步步降下来，现在还在减少军队体例，支持国家经济建设。

今天明白了，其时我们是想欠亨的，因为好禁止易熟悉军队、熟悉这个事情，换一个事情，其时我们在思想上照旧有一点抵触的。

10、记者：您是1987年建立华为，国家之前也启动了相应的政治革新。可是，要做一件事是一回事，现实是另外一回事，中国在朝市场情况生长，其时建立华为最初的经历怎么样的？

任正非：第一，1984年到深圳来以后，我发明自己基础适应不了市场经济体制。因为我们是从军队一下子跳到市场经济，思想还停留在古板，社会已经酿成市场经济思想。军队是讲为人民效劳，这里做事为什么要赚别人钱？觉得公司都在骗钱，明明买来10块钱，怎么卖给别人12块钱？这是第一个不适应。

第二，我在辽化做自动控制系统，是比例、积分、微分这种模拟控制系统。到深圳前沿以后，发明世界已经开始酿成电脑时代，这两种方法完全纷歧样，我发明怎么也跟不上青年人，这是第二个不适应。

第三，对人过于信任。军队自己命令就是信任，以为社会上是这样。

其时，我在一家国有企业二十多人的小公司做副经理。副经理没有决策权，今天来一个办公室主任，我不知道；明天一个人做什么职务，我也不知道；他们纷歧定向我汇报，可是事情做错了，都要我担卖力任。那时我也犯了许多过失，相信别人，就把钱先给了别人，最后没有拿到货，被别人骗走了200万，厥后我追款追了一年，绝大部分追回来了。我办小公司赚了钱以后，也替原来的公司还掉了一小部格外账。

这个事件对我最大的教育是什么？我没钱请律师，也没钱送礼。我自己阅读了大宗执法书籍，基本把执法书籍都学了一遍。明白了，市场经济就是货源、客户、交易，货物交付到客户的中间就是执法。

记者：您那时破产了，被迫建立公司？

任正非：不是破产，是别人不要我了，我需要另外寻找事情。正好深圳勉励进行科技创业，我觉得也可以试试。在旧体制下，我没法按自己的想法做事，不如自己建立一个公司，自己想什么，自己做什么，优劣自己担负。所以，我接受了这个建议，去做一个民营高科技企业。

其时注册资本要两万元，那时我的所有转业费加起来只有三千元，就找人集资。其实有些人集资只是出了一个名，没有出钱，真正资本不到两万元，应该在一万六千元左右就开始创业了。其实是逼上梁山。

如果其时政府给我一个小官，也许我就不会创业了，走政界的路，最终做到一个处长就退休回家垂纶。逼上梁山以后，只好走向华为创业，只有这么点钱。

刚开始公司就一、两个人，货物要运回来，不可能租车，只有自己扛着一包包的货物往公共汽车上搬�；跷镒靶妒�，我搬20公尺放下来，再去搬另外一包，20公尺、20公尺……搬到马路边，再扛到公共汽车上。那时一经是我在中国是顶级红人，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、专业化都占，不进第三梯队才怪，突然酿成个体户，社会上挖苦许多。我一包包货物扛到车上，售票员很好，允许把货运到南山蛇口，我卸下来，再20公尺、20公尺……，不然看不见会被偷的，一包包再搬上楼去。所以，这是逐步的生长。

11、记者：在创业初期，有什么样的突破，认为华为的生意是能做成的?

任正非：公司建立初期，我们主要是做署理，帮别的公司卖机械，中间赚一点佣金，慢慢积累到有一二十个人。经常是汽车到了，我们每个人都像搬运工一样，扛木箱卸货到货仓，客人要货时，我们再去装货。在三十年前，我们是以署理为中心的。

厥后，香港鸿年公司跟我们接触以后，考察了我的个人历史，找许多人视察我的历史。其时我还很生气，他们把已往的一些事讲给他们听后，考察完的结论，认为我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，他们就给我授权：“广州货仓里有价值一亿的货物，你可以去提货�；跷锫袅艘院�，钱可以先周转一段时间，再还给他们。”他们给我的底价也比较合适，我们通过卖货物回款，中国其时正在快速生长，很需要这些物品。

香港鸿年公司对我们很信任，公司老板原来是一位很优秀的学者，叫梁琨吾，由于他们的信任和支持，我们开始获得了逐步生长，积累了一部分资金。

12、记者：那时美国应该是您所进入通信行业中蒸蒸日上的国家，您第一次去美国是什么时候？

任正非：1992年。

记者：我看了您写的《赴美考察散记》这篇文章，2019年读这篇文章也挺有意思的，您关于美国其时有很是多的敬佩之情，并且把自己放在比较弱势的职位，包括华为的治理。其时您看来，美国是充满希望、充满前途的国家，是吗？

任正非：是的。关于美国的了解，我在文化革命中也有一些阅读。其时，解放军有一个代表团考察了西点军校，《解放军报》有对西点军校的连载描写，对西点军校的作风，我的印象比较深刻。所以，我们在早期建设公司时，是学习西点的作风来治理的。虽然，我们是一个生产企业，不可能像军队那么不讲本钱。

我到美国以后，亲眼看到了美国是什么样了，以前我们没有出过国门�？鸥镄乱郧�，我们还以为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都在受苦受难，就我们吃饱肚子，别人没有吃饱肚子，需要我们去解救，这是其时我们对世界照旧这样的理解。当我们走出国门一看，才发明只有我们才是贫穷的，别人都不贫穷，才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，思想上有了一个开阔。

第二，我对美国的立异精神、立异机制的推动有很深的感伤。有一篇文章叫《不眠的硅谷》，硅谷人为了斗争，在车库……通宵不眠，虽然硅谷今天照旧这种精神。我们吸取了一些精神力量，我们也要艰苦斗争，也要努力，从简单开始逐渐走向中高端。

从年轻时候直到今天，我对美国都是很敬重的。尽管今天美国打压我们，将来我们重新在“喜马拉雅山顶”再次相遇时——我把科技岑岭形容为喜马拉雅山顶，美国带着咖啡、罐头……在爬南坡，我们带着干粮爬北坡——我们在山顶相遇时，我决不会与美国“拼刺刀”，会相互拥抱，终于为人类数字化、信息化的效劳胜利大会师了。

我们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的孝敬，不要这么狭隘。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这种狭隘，才有这么多客户信任我们，我们今天是打不死的。希望你过几年再来加入我们的集会，那时我们再喝一杯庆功酒。

13、记者：你们所处行业第一次的�；�2001年前后，许多西方公司面临着重大�；�，华为其时怎么挺过来的？

任正非：IT泡沫�；⑹�，我们同样爆发了巨大的�；�，公司基本濒临瓦解了，内外交困。外部来说，我们对客户卖力任的能力低，在IT泡沫时期，至公司把所有好零部件买光了，我们只能买一些差的零部件做了产品卖给客户。公司内部也泛起很大�；�，2002年时，内部许多人偷走知识产权、挖走公司的人，去开办其他的公司。

我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，召开了400人的高级干部大会，学习了德国克劳塞维茨的《战争论》。《战争论》里面有一句话：“什么叫领袖？要在茫茫的黑黑暗，把自己的心拿出来燃烧，发出生命的微光，领导步队走向胜利。战争打到一塌糊涂的时候，将领的作用是什么？就是用自己发出的微光，领导步队前进。”好，现在该我们把心拿出来，照亮步队前进，牢固步队信心。

第一件做出的结论，就是把客户所有的烂设备换回来，要十几亿人民币，那时我们已经穷的揭不开锅了，照旧要换回来，今后赢得了客户的信任。

第二件事，我们选取了一个很正确的战略，叫“鸡肋战略”。泡沫经济时，北电在光传输上投入过猛，设备减价不值钱，如同没有肉的鸡肋。我们选择了光传输这个不值钱的鸡肋，别人不做我们来做。我们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努力终于做到了世界第一，现在我们在光传输和光交换上绝对领先，很难有人短时间再遇上我们。我们现在提出了将来要做光子盘算机。

所以，我们是实时开了干部大会，整顿了思想，让留下来人继续好好干，然后选择了最不赚钱的事，度过了巨大的�；�。

14、记者：尽管您自己对美国充满了敬佩，现在来看，华为和美国之间有一场长期战。从2005年开始，美国的一些政客就视华为为危险，您能够解释一下吗？

任正非：美国政客不代表美国，因此我将来对美国的情感照旧一如既往。对美国的政客，我也不恨他们，为什么？他们拿着“鞭子”抽着华为，提醒我们要努力斗争，我们只要不努力斗争，就会把我们打倒。这点对我们也是有利益的，没有外部的压力，内部就缺少动力。

15、记者：2007年美国国家宁静局黑进华为的网络，甚至包括您个人的往来通讯，相信您听过美国国安局针对华为的行动，他们叫“猎杀巨人”，为什么美国那么早的时候，就对华为这么多的恐惧呢？

任正非：第一，我们建立内部网络时，公司就有一个定位，内部网络只防备恶性竞争敌手，不防备西方竞争敌手，也不防备所有政府，包括美国政府、中国政府。不然要建何等厚的“城墙”呀，我们没有那么多钱，只是把想偷我们技术的恶意竞争敌手防备住。

第二，在全世界，能做到像我们这样内外合规的公司总体是少的。你看，外媒报道说“华为公司是世界上被审查最严格、被监督最厉害的公司”，好比在英国，尽管对我们有批评，但对我们照旧信任的。

至于美国其时进来看看，可能也不是因为我们强大，可能是好奇吧，觉得“你这个人应该很有钱”，结果我没钱，当年我最大的优点是没钱。虽然，今天我已经被外面说是资同族了，已往真没钱。中国反腐那么严厉，这么多年没有我们的事，我们在外洋也是“夹起尾巴做人”。我们未来要越发注意内外合规的治理，提到更高标准。

我们前三十年是衣着芒鞋的“农民”，走进了这个殿堂，“农民”适应新的内外合规体制，需要一个历程。所以，在整个信息网络中，专门有一个定位，不防备任何政府，只防备恶性竞争敌手，不可把我们的焦点技术偷走。

16、记者：现在处在一个很是热闹的时间阶段，美国针对华为有一系列的指责，并且这些指责在已往几年都指的是同样的事情，例如，华为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运动，华为为中国共产党所控制。最近特朗普总统签发了一个行政命令，禁止美国技术公司与华为做生意。用他们的话说，华为危及了美国国家宁静和外交政策利益。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性质？是一种推测、贸易战照旧政治上的对立？

任正非：我不太理解特朗普的这个决定，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网络，在美国没有什么市场，怎么威胁到美国宁静呢？美国做出这个决定，也不完全合乎法制国家的所作所为，因为美国在纽约东区法院已经起诉了我们，我们已经抗诉说“我们是无罪的”，法庭总要有辩说和判决以后，你再来处分我，我们应该可以理解执法的程序。现在不按程序出牌，我们不清楚怎么理解。

我们公司不会因此死掉。有议员说“华为要死掉了”，网上说“华为完了”�；换嵬甑�，只是“蛋”从大变小了，原来是“鸭蛋”，可能会酿成“鸡蛋”，可是不会酿成“鸽子蛋”。我觉得规�；嵊惺账�，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我们在最高端领域上不会输给美国。可是最低端的领域可能会选择放弃，因为太低端领域，我们历来没有自己开发过部件，因为低端领域早晚会被淘汰。我们认为，销售增长可能会差一点，但不会负增长，一定是正增长。

至于这样的决定，美国政治家们应该没有考虑到美国企业的利益，美国企业也需要市场，它们需要向中国供应芯片、供应零部件来占领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，如果什么都不供应，把中国逼着什么都自己生产以后，它就不可成为世界霸主了。

世界霸主要为75亿人效劳，少了13亿就是少了1/4。至于哪些高端零部件应该有所管制，不是已经有《瓦森纳协议》了吗？它坚持《瓦森纳协议》就可以了。有须要连一个小螺丝钉都要限制住吗，政治家可能太不懂技术了。

17、记者：中国今天不但仅是廉价劳动力的工厂，已往四十年中国经济取得长足生长，现在是仅次于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，未来很可能很快替代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，是美国有这个担心才有现在的举措，照旧说老的反共的古板在延续？

任正非：这点我并不清楚，因为我不是政治家，对政治上照旧不敷敏感的。纵然在美国这样攻击下，在这个行业我们照旧世界第一，照旧称雄这个世界，不会改变的，这点我有信心。两三年、三五年以后，我们一起来举杯共庆。

关于中国的崛起，我认为要接受，因为中国崛起以后，才会有更多人买外国商品。你旅行我们生产线，大宗都是德国的生产设备，我们的生产系统用的是西门子软件、BOSCH软件、达索软件，生产设备大宗是德国货。如果中国也生长，其实把欧洲许多贸易带到中国来。

中国以前是贫穷的国家，我读大学时衣服都是补了又补，因为屁股位置容易破，用一块布拿缝纫机打了一圈圈拼集穿，没有穿过一次好衣服。现在中国购置几多欧洲奢侈品？欧洲奢侈品在中国有了巨大的市场。当中国人的消费需求提高时，会给欧洲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，包括美国。

虽然，我看到奥巴马在澳大利亚的演说“如果中国人要过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生活，这个世界是灾难的。”可是，Google地图最近展示，中国沿海的海边有很是多的小屋子，网箱养殖，中国许多海鲜是人工饲养，并不完全是自然捕捞的，没有伤害世界连续的平衡。虽然，中国人要节俭，现在太铺张了。

所以，接受中国的崛起，希望中国是宁静崛起，不要有战争对抗，这才是我们真实的目的。战争的能力在美国，只要美国不想兵戈，世界上没有人想兵戈。如果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很大的担心，我认为这担心可能是多余的。

第二，将来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到我们公司来，跟任何人交流。我们公司员工的思想哪一点不像西方？人人都像西方人一样的思维方法。再往年轻一代，其实有更强烈的西方看法意识，这个意识会酿成世界共识，这就是人类配合的价值观。

这个世界应该越来越走向宁静，而不是战争，只要有一个人不想兵戈，人人都不想打。我们要把战争的源头消灭，转向宁静崛起。世界允许在宁静规则中交易，才是我们的目的。过多的恐惧是制造的一种恐惧心理，我恐惧你，你恐惧我，恐惧来恐惧去，就真恐惧了。

18、记者：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，包括贸易战、爆发在华为自身的事情，其实也体现在个人层面。您女儿去年12月1日在温哥华被捕，除了是您的女儿之外，她也是华为首席财务官。其时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

任正非：我的第一反应是很震惊，因为我女儿是很守规则的人，不可能有任何犯法的行为，怎么被抓了呢？我女儿在被关进监狱的第二天，就通过他先生递了一个纸条子，带给我：“爸爸，所有的矛头是瞄准你的，你要小心一点。”第三天，我同样要飞到阿根廷开会，我女儿就是阿根廷集会的组织者。我照旧选择冒着危险去开会，我认为这对公司的革新、稳定和生长有很重要的意义，其时并不知道美国要这么严厉地制裁我们。我太太整晚不睡觉，期待着我过境国家的信息，总问我：“你出境了没有，上飞机了没有？”我告诉她，飞机滑行了，她才定心睡觉。我开完会以后，就上飞机返回了，直到平安回来，我家里人才定心。

其实我个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并不觉得我的生命有那么重要。我认为革新最重要，阿根廷代表处的革新很乐成，发动了公司全面的革新。正好遭遇了贸易战，现在各人才看到，阿根廷七个文件对公司建立自我堡垒起到了巨着述用，每个BG的一把手都跟我说：“太重要了，如果没有这半年的准备，可能现在会杂乱。”我是冒着生死危险走出去的。

我认为，我最终照旧要在世界上游走的，如果用一个笼子把我装起来，我另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？有人说：“你是思想家，你出思想就行。”不到现场去，怎么能出思想呢？

有媒体问我过；“如果你其时跟女儿一起走，在加拿大被抓了怎么办？”我说就陪女儿聊聊天。“万一被抓到美国去怎么办？”我说，在美国监狱，正好把美国二百年生长的历史读一读、学一学，然后写一本书，就讲中国未来二百年应该怎么崛起，应该怎么向美国学习。

也有记者问：“如果国家让你装后门，你不装，中国政府把你抓起来怎么办？”我说，中国的监狱很文明，对高级人员有独立房间，有浴室、茅厕，还可以看书、看电视，那么舒服，并且还不要伙食费，挺好的。

第二，什么都不想了，可能我就不再需要歇息药，糖尿病没有了，高血压也没有了，说未必我还能多活两年，那我担心什么呢？

所以，我现在活得很潇洒，公司已经走上正轨，有没有我，公司都会照样生长。你们看，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，我都没什么事干，一切都在制度中。这就是向英国和德国学习，以制度文明来治理公司，而不是以人独裁的方法来治理公司。

我现在觉得，对已往三十年的努力，我是心安的。

19、记者：现在您的女儿面临着指控，说是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禁令，美国也在寻求对她的引渡。现在也有一些报道说，这个事情爆发恰利益在中美两国之间紧张的局势之下。我们也看到其他一些欧洲国家（包括德国、丹麦、法国）亮相不会追随美国的程序，华为能否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？没有美国，是否可以继续很好的生长？

任正非：第一，孟晚舟的问题将来要依照执法判决，我就未几评论了。我们认为，孟晚舟是无罪的，我们是有抗辩证据的，美国检察官也要拿出证据来。

第二，如果美国在科技上与我们割离以后，华为能不可继续做下去？我认为，世界原来就应该相助共赢，因为全球化的经济基础是相互依存，不可伶仃的保存。可是，我们现在可以说，纵然没有美国供应，我们可以独立生存的，也能生存得很是好，可能也照旧世界第一。

可是，我们永远对美国公司充满敬仰，许多美国公司是愿意与我们相助的，他们与美国政客有区别的，我们会永远与这些美国公司成为恒久的战略同伴。他们正在寻求美国政府对他们的供应审批，我们坚决购置他们的产品。

好比，我们有可以取代高通的零部件，可是50%继续购置高通的，并没有完全使用我们的器件。这是我定的，必须要使用美国器件，不可自己一个人独吞利益。我们永远都会拥抱美国公司，历史的波折已往以后，会越发考验我们和美国公司的友谊，只有相助起来，才会把人类文明推向新的进步。

20、记者：凭据联合国数据，在已往四十年，关于中国是一个昌盛生长的时期。这四十年中，中国有七亿人口乐成脱贫，人均预期寿命从邓小平启动革新1978年的60岁到今天增加到76岁。整个巨大的变革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社会生长？

任正非：第一，六七十年代，中国的人口应该是6亿多，天照旧那个天，地照旧那个地，可是人们都吃不饱。邓小平开放革新以后，13亿人民吃不完了，说明生产技术大生长了，农村从联产承包酿成土地流转，未来逐步会走向西方农场式的生产方法。先进的农业工具……种种利用已经有很大的提升，这样的提升使中国的粮产量提升很是大。

中国以前实行低物价的方法，西方实行高物价、高消费、高人为的循环原则，西方度过了六十年代、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的昌盛。中国物价开始提升时，让中海内部经济循环的血脉加速，使农民获得了利益。

第二，中国对外资企业实行很低的税收，外资引进中国办厂，让2亿农民进城做了工人。十年前，中国一个农民工进城，每个月收入能抵达100美元，在农村干一年也拿不到100美元。在七十年代末，我下过农村，资助农民整改，考评农民时，一个很强壮的劳动力一天能挣8分钱人民币，相当于1美分。所以，那时候的劳动力很是低下，现在农村每月的平均收入也才两三千块钱。

现在有相当多的县脱贫了，规�；┎�，不像以前小农经济的生产方法。中国农村开始逐渐脱贫了，好比贵州有一个赫章县，那里适合种很细、很香的葱，几万亩地都种小香葱，形成一种集约化的工业，有葱的包装，有葱的物流运输，有葱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……高消费地区的消费系统，农民的收入就增加了。镇宁有位县委书记来看过我，说他们县里种了一万七千多亩小黄姜，还种了很是多的李子，刚刚摘了贫困帽子，这个县不贫困了。

中国脱贫对非洲等地区有启爆发用。虽然按西方标准来说今天中国农民收入仍然很低，按联合国的贫困标准来看，我们的贫困人口照旧比较大的。我们国家定贫困人口的贫困线以前是1.2美元，现在提到1.9美元，联合国的贫困线是2.5美元，我们贫困标准线比较低，因为生活标准比较低。

开放革新对推动中国挣脱贫穷起到很是大的作用，以及各级干部的努力，因为共产党的口号是“为人民效劳”。无论是不是真心的，都要为人民，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的进步。

21、记者：中国已往七十年经历了一系列的困难，从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，包括整个体制的部分调解。如果放这个大的配景下，考虑您自己的生活，您会用哪个要害词来形容？是压力吗？

任正非：苦难的历程。中国在寻找自己的门路时也是弯来弯去的，中国最终会找到实现有序的民主、可以生长、有利于中国的新的生长动力。今天的动力，照旧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，走到小康社会；让贫困的人民挣脱贫困，让绝大大都孩子能受到良好教育，才有未来。

有了这个目标，整个国家照旧有斗争动力的，是有序化的。中国政府控制实施，不要泛起无政府主义，不要泛起动乱，使国家在有序的基础上不绝去革新，不绝去生长。

22、记者：那些比您年轻四十岁的人，没有您这样的经历，没有您经历过的苦难，您怎么看待这一代人？

任正非：不是要把苦难作为必修课，如果人们都要经历苦难，社会追求什么呢？我认为，他们应该追求高的文化素质、高的创立能力，为国家、为人民孝敬能力。

美国著名院校录取最优秀的学生时都有两条标准——照顾过孤寡老人吗？给孤儿院的孩子做过努力吗？如果没有做过，就扣掉20%的标准分。他纵然考满分，也很难进美国名校。

美国名校是什么？就是培养领袖，不是领导国家，就是领导企业。领袖不可只爱自己，自己捞钱到自己口袋里，会破坏社会的。要体贴全社会，所以，你才理解，哈佛等名校结业生到非洲做事情，挣很少的钱，就是为了一种理想，这个理想已往叫“清教徒精神”。

华为的精神和清教徒精神没有什么区别，我们这种精神也是为了一种理想，为了人类社会。如果我们是资本化的公司，把利益看得很重，那么有钱的地方就会多去，没钱的地方就不会去。

非洲这么落后，这么困难的地方，我们照样在那里努力，如果是为了钱，我们就不应该去；喜马拉雅山那么高，北坡的基站是我们的，南坡基站也是我们的，如果不在那里装置基站，爬山遇险的人得不到通讯联络，得不到救助可能就会死亡。这些地方能挣钱吗？挣不到钱。所以，我们为了理想而斗争，同样有清教徒的献身精神。

我们以这种理想驱动公司的文化建设，公司每个员工都不会斤斤盘算，不会在个人收入上和公司讨价还价，可是公司不可因此不去重视提升他的待遇和利益。所以在文化体制上，其实我们跟美国许多优秀文化是相近的。

23、记者：中国有几多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呢？

任正非：我不知道。我认为，其实中国在接受德国文化上照旧很是好的，好比宗教革新也是从德国开始的，德国盛产哲学家、音乐家、艺术家……。按理说，一个工业型社会，怎么能创立出这么辉煌的人文文化呢？

前几天，国家信产部的部长旅行我们公司时，我专门带他旅行生产线，讲西门子软件何等好、BOSCH的软件怎么好、达索软件怎么好，为什么？工业互联网必须是从事工业几十年的人，把他的经验酿成电子的时候才是工业互联网，而不是我们搞互联网的公司酿成工业互联网。我们资助国家大规模推广德国的控制软件，提高生产、提高效率。

我们认为，中国和德国之间经济有极大互补性，中国要生长，德国许多优势对中国很是好，德国需要中国13亿人民的市场。

我去德国斯图加特，工程院院长带我旅行一个工学院一年级学生入学，给每个人发一块铁、发一个齿轮的图纸，让他们用锉刀锉出一个齿轮或者一个轴来，完全用手工做，做出来并不打分，必须装到减速箱里，让汽车开，开完回来检验才给打分。所以德国机械工业将永远无敌于天下，同样的钢铁，德国车并没有消耗更多，可是价格贵几倍。

德国许多优质的工具需要一个市场空间去放大，要开展贸易的便当化、自由化。中国革新慢了一点，可是去年开始已经对机械制造产品、工业产品摊开门限，降低关税，有利于进一步生长。中德之间应该越发增强经济的相助，而不是对抗。

所以，我们很是赞成欧洲的看法，欧洲是一个经济配合体，没有那么多政治目的。中国其实也不会想称霸，中国照旧主要生产中低端产品，中低端产品和中高端产品之间应该有相互的交流。

第二，中国的效劳工业落后。我有位朋友生病了，我建议他去两个地方入手术：德国和美国。德国的医疗这么高级，这么兴旺，德国如果在中国能建立一些医院，不需要消耗几多人员，就可以把中国赚你的钱，从中国赚回去。

又好比教育，太难拿到德国博士学位了，德国博士是真博士。我们在英国和德国的工厂，大宗招德国博士，太优秀了，因为德国教育很严格。德国中小学教育，为什么不在中国生长呢？中国也在开放效劳业，这是无烟工业，烟囱不冒烟，就可以把人民币赚回去，这样形成贸易对冲。

24、记者：所以您的结论是，经过四十年生长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国和欧洲之间有着配合的未来？

任正非：我认为是这样的。我认为欧洲和中国有强大的互补性，欧盟是二十八个国家组成的配合体，谋求的是经济利益，而不是政治霸权。中国也是这样的，我们之间应该强强相助。两家相助时由“一带一路”连起来，我们缺少能源，中东中亚的能源给我们的火车加油，经济配合体生长更快。

前两天我和日本媒体交流时，谈到希望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，我们也应该推动中国和欧盟建立自由贸易区，如果欧盟产品零关税，欧洲商品会大宗销售到中国，并且效劳业也销售到中国，中国的产品卖往欧洲，不会像现在一样泛起贸易顺差很大的状况，我想会形成新的平衡。希望中欧致力于这样。

我对欧洲是有孝敬的，我重复说服中国政府，在标准问题上中欧要站在一条线上，建立中欧标准体系，这已经完成了。中欧的标准组织走到了一条线上，下一步希望美国标准组织和中欧标准组织连成一气，那就是世界标准了。

25、记者：从您来看，中欧相助可能保存的最大障碍是什么？

任正非：最大的障碍首先是知识产权�；�，因为中国已往对知识产权�；げ环笾厥�。现在从中国的电视、种种报道可以看出来，对知识产权�；ひ丫苤厥恿�。

第二，允许外资企业独资，对独资的外资企业知识产权�；ひ銮恳坏�。如果以这样的方法继续走下去，我认为欧洲企业在中国生长不会有什么障碍。

文章来源于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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